1.1问题的提出与方法的使用

调查之后再做文献，好处是文献可以在调查阶段和写作阶段都派上用场。根据前期踏查的资料和文献爬梳做一份详实的访谈提纲是必要的。我曾在调查之前做了“青苗会组织专题调查”和“家户生计与组织认同调查”，经过试调查做了如下改动:(1)青苗会会首、村民大部分不能读写，问卷调查有很大局限性，故增加了开放式结构访谈方法的比重;(2)新线索和新内容不失时机地调整到调查计划中来，比如龙神信仰的藏民区域——马路，青苗会宗族村的发现，就增加到调查计划中。“青苗会组织专题调查”针对各青苗会的会首、提领，主要考察青苗会的组织结构、功能、运作机制，了解龙神(佛爷)和仪式活动的情况。我利用迎神赛会期间会首齐集城隍庙的时机，对会首一一访谈、笔录;“家户调查”针对青苗会范围内的村民，着重收集家户生计、信仰与生态压力之间关系的信息。

    调查体现个性的地方还在于运用“影视导向策略”。这一策略体现了庄孔韶领导的学术班子的特色，即汉人社会研究与影视人类学有机结合的思路。在观片过程中或观后，村民对于自己熟悉的生活画面，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热烈的情绪，不用任何诱导即会各抒己见，并围绕影片展开更深入的讨论。在参与观察中使用影视手段的好处是，能明显缩短交流距离，避免提问时带有自己的主观意图。我用这种方式获得了大量有效信息，并成功地拍摄了青苗会举办的仪式和实施互助行为的实时影像。本研究对临潭县18个青苗大会进行了田野调查，所做访谈130人次，回收访谈调查资料70份，其中“青苗会组织专题调查”20份，“家户生计与组织认同调查”50份。

    由于组织体系遍布洮州大部分地区的缘故，我所采用的方法是区域研究而非微型村落的社区研究，这种区域研究结合了“多点民族志”的田野调查和参与观察方法。我们知道，马库斯“多点田野调查”的方法是顺应时代变迁的产物，“全球化体系”对中国社会的实际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合拍暂且不说，他的研究方法能够提供一些认识事物的洞见，我们据此可以找到一些更符合自己的“多点”。洮州实际存在几种文化类型:以汉族为主的农耕区域、林业生产区域，藏族牧民的牧区、农牧或农林过渡带。这些文化类型实际构成了“多点”的根据;如果从内外力量对该地方社会的作用方式看，政治、军事、宗教、族群、经济、传统、宗族和自然力的生态皆对高原汉族社会和民间组织有影响。从社会史的角度看民间组织，“新史学”所提倡的“长时段”方法与“多点民族志”有异曲同工之妙。布罗代尔提出的“长时段”理论将那些近乎静止的、其变化几乎令人无法察觉的历史现象，看做是深层次的、决定性的历史作用力。把眼光投向“长时段”的历史，即意味着史家应致力于考察和发现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之中，是普通人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构建的历史基座，因此，历史研究的主角就置换为社会民众及其生产生活。强调考察“长时段”社会“结构”所必须具备的、那种关注社会现象之间复杂关联与互动的眼光与视角，即切入历史社会的以复杂性为要的多重、多维视角，亦即“综合的”、“整体的”视角。笔者进入的高原汉族社会是保留了许多文化传统的后发展地区，即使在当下，这个社会仍包涵着厚重的历史联系:昔日的“茶马互市”，明朝江南移民，“民屯”与“军屯”，族群的文化接触和经济交流，这些都记录并存活在当今的社会记忆中，也都总括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通过以青苗会组织为切入点，人类学的“多点”与社会史的“长时段”结合，本书试图获得对文化多样性的乡村社会和社会组织的有效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