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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在虚伪与善良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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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谣》写了两年,从1993写到1995年,第一版是在1996年出版的,距离现在已有一段时间。我“发现”它则是由于它又被原作者黄国荣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并在各地电视台演播,产生了较大反响。

    这里我想谈谈小说本身。

    初读时,我留下的深刻印象的是,它写得相当诚实——思想的诚实、艺术风格的诚实。

    我一直期待阅读时遇见这样的诚实,但时常失望——连路遥《平凡的世界》写到后来也变得不再诚实,何况是描写当下军人生活的作品呢?所以单单做到这一点,它就难能可贵了。

    与诚实一致的是小说本身的轻灵。没有什么厚重的大场面、大情节、大曲折,都是碎事儿,碎而有刺,事儿就耐人寻味,味儿厚了,在小说的轻灵之上,就承载了特别丰厚的思想内容——故事在虚伪与善良的边界演绎,善而伪,伪而善,主人公这般去做了,并且靠了媒体的宣传,此人不仅把虚伪表演到了极端,跟着又将善良表演到了极端,两极之间的跳跃如此之大,中间出现的这个急转弯一般人很难写得好,作家在此却收放自如,看似平淡实惊险,险中出奇,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就强烈地震撼了我的心。

    难忘那个古义宝。

    他当兵的目的是提干跳农门。一起出来了的农村青年却不只他一人,个个都有这样的想法,谁能在竞争里脱颖而出就得讲究策略;这时候最要不得的便是诚实,即使老乡之间也不可以,否则发生冲突,相互会捣蛋。

    古义宝是位有心人,懂得虚伪,知道夹着尾巴做人,做好事总是出奇制胜,简直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每一桩别人都难以想得到、做得出。

    由于这些,他引起注意,宣传部门把他当了典型,及时推出去,古义宝本人扬名,宣传他的跟带着有功,他们“双赢”!

    “树典型”在我们这块地盘上往往又是永久性的,一个典型不仅属于他自己,更属于把他制造出来的那个集体。典型的级别越高,到师、到军、到军区、到全军、到全国,带动起来的人就越多,牵连到的得失、利益也越大。所以,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喜欢树典型了。

    到后来,这样的人只能当圣人,犯不得一点错,犯了,砸锅的就不是他一个,而是他所牵带起来的那一批。

    由于这层关系,他就被严密地“保护”起来。

    古义宝因而有了压力——创业难,守成更难,他需要维护那个光辉形象,需要接着做“好事”。但“好事”总有做尽的时候,而和平时期的“好事”确实只能是一些碎事,碎事做多了,正经事就不会干了——古义宝的军事素质就很差。

    这类的做好事叫为做好事而做好事。

    不做会如何?

    “做好事成了古义宝的一种习惯。每天清晨醒来,他想的头一件事便是今天做什么好事,一天不做好事,他就觉得……心里有愧,他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寻找做好事的机会。”

    这就有点病态了。可是这样的事在我们悠久的历史上并非孤例,它能寻到文化的根源和依据。一代又一代的“孝经”、“道德”经比比皆是。古义宝的行为深深地吻合于我们这个“道德”本位的国度!

    问题在于,一旦这东西变得有利可图、事关前途、命运后,人人争相倾轧的日子就不远了。

    古义宝“好事”做到最后自己都麻木了——他做“好事”居然只为了对大力宣传过他的某干事“有个交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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