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大革命失败后，他受中共中央派遣到上海组织并从事地下工作。1933年5月被捕。9月，在南京雨花台刑场英勇就义，时年39岁。

    蔡和森（1895-1931年），祖籍湖南湘乡，生于上海。1913年进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读书，其间，同毛泽东等人一起组织进步团体——新民学会，创办《湘江评论》，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年底赴法国勤工俭学，1921年10月回国。在党的三大、四大上当选为中央局委员。1925年参与领导五卅运动。1927年5月，在中共五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随后又兼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1年6月，蔡和森在组织广州地下工人运动时遭叛徒出卖被捕。8月，遭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枪杀，时年36岁。

    李立三（1899-1967年），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人。早年响应“二十八画生”征友声明，同毛泽东会见。1919年赴法勤工俭学，后参与蔡和森、陈毅等领导的留法学生进驻里昂中法大学的斗争，被法国当局遣送回国。1921年12月，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2月，和邓中夏等领导了上海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同年5月在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的斗争中，任现场总指挥。五卅惨案发生后，被公推为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领导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央工人部长。7月，中央政治局改组，李成为5名常委之一。1930年6月至9月，在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宣传部长期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使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此后，他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终结，并羁旅莫斯科15年。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文化大革命”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1980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召开追悼平反昭雪大会，认定李立三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

    刘少奇（1898-1969年），湖南省宁乡县人。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到苏联莫斯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从莫斯科回国，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1925年在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并在上海、广州、武汉参加领导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武汉工人群众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此后，长期活跃于党的城市工作战线。抗战期间，领导开创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扩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工作。1943年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成为党的高层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刘少奇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制定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方针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59年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错误批判，并遭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陷害和人身摧残，于1969年11月病逝。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为恢复他的名誉作了专门的决定。

    1922年国共合作创立的上海大学，名义上为中国国民党党立学校，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主掌的培养干部和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基地，有“布尔什维主义的温床”之称。在校务长邓中夏的主持下，上大开办多期平民夜校，吸收青年工人入校学习。上大师生还到沪西、杨树浦、吴淞、南市等工人区促进工人的革命觉悟。五卅运动爆发前，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共中央从湖南调来李立三、项英等，加强上海的领导力量。1925年2月五卅运动的导火线——日商纱厂大罢工，就是在邓中夏、李立三的直接组织和领导之下成功。“顾正红事件”发生后，中共组织学生上街，并主持悼念顾正红的群众大会。5月28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党组织举行联席会议，陈独秀、恽代英、蔡和森、李立三等在会上决议将工人罢工扩大为国民革命运动。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和工人进入租界开展演讲示威活动，党组织派专人坐镇指挥，指挥部就设在上海的二马路（今九江路）的孟渊旅社。“五卅惨案”发生时，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身先群众，倒在血泊之中。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上海“三罢”，并迅速组织成立了上海总工会。李立三为总工会委员长，刘少奇为总务科主任。此外，中央还在6月4日创办《热血日报》，作为上海工人运动的喉舌。当军阀政府以“调查五卅案”为名，百般刁难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条件时，瞿秋白等共产党领导人挺身而出，与帝国主义和反动政府作坚决的斗争。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五卅运动狂飙迅速席卷全国，遍及25个省区（当时全国为29个省区），六七百个县，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了运动。北京、广州、南京、重庆、天津、青岛、汉口等几十个大中城市和唐山、焦作、水口山等重要矿区，都举行了成千上万人的集会、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尤其是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下的省港工人大罢工，与上海、汉口等地遥相呼应。参加人数25万，持续时间达16个月之久，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嚣张气焰。五卅之后，全国各地到处响起“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海陆空军”、“为死难同胞报仇”的怒吼，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怒潮。

    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得到了国际革命组织、海外华侨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援。在莫斯科举行了50万人的示威游行，声援中国人民的五卅运动，并为中国工人捐款。在世界各地，有近100个国家和地区的华侨举行集会和发起募捐，声援五卅运动。6月7日，日本30多个工人团体举行盛大演讲会，决议声援中国工人团体，同时向日本政府和资本家提出抗议。英国工人阶级积极行动，阻止船、舰、车辆运输军火到中国。五卅运动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五卅运动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同时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得到广泛深入的宣传和传播。五卅运动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迅速提高，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拉开了大幕。

    “打倒列强，除军阀”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1926年的广州，人们在大街小巷都能听到这首用法国童谣《两只老虎》的曲调谱写的《国民革命歌》在传唱。据说，这首原本是黄埔军校校歌的词作者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廖乾吾。“一首歌唱出整个时代心声”，五卅运动、省港工人大罢工涛声未息，推进国民革命的民意已经热潮翻腾、势不可挡。

    1926年2月，中国共产党决定趁热打铁，向全国人民明确宣布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在北京召开的中央特别会议认为，出兵北伐是要“会师武汉，与北方革命实力相联合，造成国民革命胜利的局面”。因此，中国共产党从各个方面推动国民政府作出北伐的决定。

    推翻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建立独立、统一、民主的中国。这是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然而，“出师未捷身先死”，为联络北方的革命力量，孙中山抱病北上，于1925年3月病逝北京。发动北伐战争、将国民革命推向全国的宏图大业，只能由革命的后继者完成。

    当时，蒋介石宣称孙中山临终前曾遗托给他，命其完成北伐大业。他在1926年4月4日公开发表的《告军校各期同学与同志书》中说：

    “惟北伐未成，为总理毕生之遗憾，且以此重托于中正者，故回省以来，竭力提倡。中正以为无论何事，皆可捐弃成见，惟北伐问题，非贯彻主张，则昔日同志之牺牲，皆成无意义之举动，故不惮正色力争，期达目的。”

    蒋介石信誓旦旦，力主北伐，固然有其个人目的，但此时打出北伐旗帜，确实顺应民心、顺应时代潮流。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已经巩固，工农革命新风若炙，广大国民党党员，尤其是国民党左派斗志昂扬，连国民党海外各国支部也摩拳擦掌，纷纷来电催促北伐。

    1926年5月，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把北伐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21日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北伐决议案，同时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并开始筹建总司令部，商议推举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等。

    北伐战争的直接打击目标是受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北洋军阀在其始作俑者袁世凯去世之后，弱肉强食，混战不休，到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前夕，残存三股主要势力：实力最强的是奉系军阀张作霖，不仅拥有35万兵力，占据东北三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和山东等地，而且控制了北洋政府；实力有所消退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约有30万兵力，控制湖南、湖北、河南等省和河北的直隶、保定一带；从直系中分化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号称有20万军队，盘踞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和江苏五省。三股势力相加兵力达80多万，而国民革命军只有8个军10万人马，敌我双方力量悬殊。为达到北伐战争的目的，必须出奇才能制胜。

    苏联军事顾问加伦提出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即首先向军阀吴佩孚部队盘踞的湖南、湖北进军，与此同时，与孙传芳谈判；然后，向湖南、江西边境和广东、福建边境暗中派出部分兵力防备，待两湖战场取胜后，迅速集中兵力攻打孙传芳；最后，几路兵力会合北上，消灭张作霖，统一全中国。

    不单是军事原因，就是从政治上考量，首先攻击吴佩孚也是国民政府的必然选择。首先，吴佩孚是北洋军阀的正宗，他自己也以北洋衣钵的真正继承者自居，各省军阀都以他为“精神领袖”。只要吴不倒，北洋军阀就不死。所以，擒贼先擒王。其次，吴当时是反对革命势力的元凶，联奉讨伐国民军的主导者。此外，吴还是最主要的亲英军阀，这次北伐打击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就是英国。

    当时的北洋军阀不仅人心尽丧，相互间还钩心斗角、相互倾轧，这就为北伐军利用矛盾、各个歼灭提供了机会。后来的事实表明：北方的张作霖希望借国民革命军之力打击吴佩孚，所以，两湖战场开火后，张遥作“壁上观”；孙传芳声称“保境安民”，摆出“自扫门前雪”的姿态。

    按照上述方针，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七军一部和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部作为先头部队，先行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部队击败而退守湘南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部，北伐战争自此拉开了序幕。

    叶挺（1896-1946年），广东惠阳县客家人。1918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9年在福建漳州加入建国粤军，并加入中国国民党。1920年，在黄皮径一役，击溃4倍于己的敌人，从此声名大振。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叶挺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宋庆龄脱险。1924年，在苏联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信仰三民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1925年回国任第四军独立团团长。次年5月，先行率部北伐，骁勇善战，获“北伐名将”的美誉，所率之团亦有“铁军”之称。后参与指挥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抗日战争中出任新四军军长，“皖南事变”中被国民党扣押，拒绝蒋介石的威逼利诱。抗战胜利后获救出狱，但在返回延安途中，不幸遭遇空难。

    在国民革命军8个军中，第四军内的共产党员最多，叶挺独立团又是其中最有声望的一支部队。独立团一出师，旗开得胜，连续攻下湖南安仁、攸县等几个军事要地，协助第八军稳定了湖南战局，并打开向北进军的通道。

    先行部队初战告捷，7月4-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临时全体会议，正式决定北伐。会上通过的《北伐宣言》向全国人民通告：

    “中国人民一切困苦之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实力之仇敌；……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剿除卖国军阀之势力。”

    7月6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广州成立，蒋介石任总司令。

    7月9日上午10点，广州市东较场旌旗蔽日，金鼓喧天。北伐誓师大会暨总司令就职典礼在此隆重举行，30万农工商学各界人士参加。看当时的盛况：

    “欢声雷动，掌声震天，军乐声声声不绝，士兵服装均新制，异常整齐，新枪刺刀指挥刀、锵锵闪烁，庄严璀璨，得未曾有，鞭炮长串，燃放几小时，民众拥护政府，渴望北伐成功之热情，蒸若霞蔚，赤日凌空，挥汗成雨，而民众毫无怯态堕容，秩序整齐，礼容甚盛，为民国以来绝无仅有之盛典。”

    10万国民革命军兵分三路，从广东正式出师北伐。各军军长为：一军何应钦，二军谭延闿，三军朱培德，四军李济深，五军李福林，六军程潜，七军李宗仁，八军唐生智。此外，还有由8艘军舰组成的海军和拥有3架飞机的空军。

    共产党员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分别担任二、三、四、六军的党代表。参加北伐军各级负责工作的共产党员还有陈毅、陈赓、蒋先云、张际春、包惠僧、叶挺、周士第等。

    7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为了讨论党在北伐战争中的方针政策问题，在上海召开了四届中央第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第五次对于时局的主张》，号召全国民众积极推动和响应北伐，迅速扩大民众运动，巩固革命的联合战线，推翻国内军阀与打倒帝国主义。如登高而呼，中国共产党的召唤马上得到民众的响应。在中共广东区委的领导下，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拣选精壮三千，组成北伐运输队，担任运输事宜”；在北伐军向湖南长沙开进时，中共湖南区委发动工农群众为军队带路、送信、侦察、运输、扫雷、担架、救护等，还组织农民直接参加战斗。

    在民众的配合下，北伐军士气高昂，所向披靡。7月上旬，国民革命军第四、第七和第八军联合向长沙进攻。左路第八军第二、第四师和第七军第八旅相继克娄底、谷水、潭市，向宁乡推进；右路第四军第十二师指向醴陵南，叶挺独立团进击泗汾，第十师在皇图岭策应，迫敌向浏阳退却，军事重镇醴陵成为一座空城，不战而下；中路第八军第三师、教导师、鄂军第一师连克湘乡、湘潭。7月11日，第三师首先攻下长沙，俘敌2000余人，取得了北伐战争第一个战役的胜利。

    长沙的胜利振奋了革命军，加速了主力参战的进程。总司令蒋介石及其司令部于27日移驻长沙，李宗仁也于7月15日抵达衡阳。

    8月12日，蒋介石主持在长沙前藩台衙门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初步战略和第二期作战计划。会议最后作出集中力量打击吴佩孚，对孙传芳采取中立政策，在军事上警戒江西的决议。

    当时，吴佩孚军主力正在直隶（今河北一带）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湖北兵力相对薄弱，北伐军迅速以主力直趋湖北。由唐生智兼中央军总指挥，率左纵队（第八军）和右纵队（第四、第七军）攻取岳阳、平江，直指武汉；朱培德为右翼军总指挥，率第二、第三军，独立第一师（由赣军第四师改编）和第五军第四十六团集结醴陵、攸县等地，对江西警戒，掩护中央军侧背安全；袁祖铭为左翼军总指挥，率由黔军改编的第九、第十军从湖南常德地区进取湖北沙市、荆门，相机占领宜昌、襄阳；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第二师为总预备队。

    嗣后，北伐大军相继入湘，分成左、中、右三路，向湘北吴军发动进攻。9月19日，中央军向汨罗江北岸发起攻势。右纵队第四军进攻平江，其右翼第十师从托田渡汨罗江进占肥田，左翼第十二师借其掩护，由白雨湖渡汨罗江，一部向天岳山、鲁肃山实施佯攻，一部向平江城东北攻击前进。叶挺独立团向平江城东门发起猛攻，强攻入城。与此同时，右纵队第七军第一、第二旅分别占领浯口、黄塘后，在将军坪击退顽抗之敌，迅速攻占张家牌。左纵队第八军于同日渡过汨罗江后，分别占领长乐街、黄谷市。之后，左右两个纵队乘胜追击，至8月22日连克岳阳、通城（属湖北）、羊楼司等地，开始进入湖北境内作战。

    8月25日，吴佩孚率部协同张作霖军在直隶南口（今属北京）等地将国民军击败后，调兵南下，抵达汉口。他重新部署兵力，准备与国民革命军决一死战。他命令自岳阳、通城败退的残部共万余人固守湖北咸宁地区汀泗桥，随后派出一个旅又一个团的兵力增援；派陆军第八师进至贺胜桥地区设置坚固阵地；派武卫军占领纸坊，对通山、金牛方向设置阵地，为左侧防御；派鄂军第三旅及部分湘军残部在白螺矶、新堤、嘉鱼一带设右翼防线，并协同海军阻止国民革命军渡江……吴毕竟是行伍老手，他的布兵之法全面周到且有重点，汀泗桥、贺胜桥为两处天险，吴布下了10万重兵，企图以逸待劳，抵挡北伐军进攻武汉。因此，汀泗桥、贺胜桥就成为国民军北伐途中最著名的两大恶战。

    8月26日上午，汀泗桥战役正式打响。北伐军在形成对敌军阵地半月形的包围之后，开始进攻，炮兵也开始向正面的敌军进行攻击，但激战一天，无所进展，两军形成胶着状态。当晚，北伐军接受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的建议，全线夜袭，突破敌人高地，为总攻夺得了有利的据点数处。27清晨，北伐军全线发起进攻，独立团在当地群众引导下绕到敌人后背。前后夹击，大获全胜。

    贺胜桥一战始于30日拂晓，叶挺独立团在杨林塘正面猛攻敌人主阵地，第七军向贺胜桥东侧的南桥攻击。吴佩孚部正面失利加侧背受敌，全线动摇，吴的督战队连杀数位旅团级军官，仍不能挽回败局，最后吴佩孚乘专列仓皇逃往武昌，手下军队纷纷溃退。

    相继突破两道天险，武昌城已经势在必得。从8月30日晚到9月2日，各路北伐军追击吴军残部先后到达武昌城下。3日拂晓，总攻开始。

    “号兵吹集合号，士兵集呼‘革命万岁’。奋勇队的编制如前。前锋部队在奋勇队后，取50米至100米距离齐头并进。前锋都携短枪、手榴弹以便爬城。”

    “独立团的奋勇队潜至城脚，挂梯数具，官兵10余人相继攀登，敌人的机枪、手枪、手榴弹如雨而下，登梯官兵完全牺牲。官兵再接再厉，一营奋勇队死伤过半。”

    在勇猛攻城的同时，武昌城还被北伐军全线封锁，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死城。敌人负隅顽抗到10月9日晚上，终于宣布无条件投降。到10日清晨，武昌城全部被北伐军占领。

    吴佩孚已经一败涂地，北伐军立马转攻孙传芳。

    10月12日，几批北伐部队陆续入赣，经过近一个月的调兵遣将，北伐各路大军云集南浔一线，向孙传芳发起猛烈进攻，11月7日攻克南昌，孙逃到南京。江西全境收复。经过修整、扩编，何应钦统领东路，进军福建战场。原来留驻粤闽边境的第一军两个师也乘势向福建发动进攻，于12月4日进占福州。又北上攻入浙江，3月18日，得杭州。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3月23日攻克南京。北方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也在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员刘伯坚、邓小平等的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在五原誓师，绕道甘肃东进，参加北伐。

    北伐军在不到9个月的时间里，打垮了吴佩孚，消灭了孙传芳主力，进占到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部分地区，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

    北伐战争的辉煌战绩离不开苏联政府的援助。苏联政府不仅给予国民革命军两年的军事训练，还给予大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装备。此外，大批来自苏俄的富有经验的军事顾问也功不可没，在各个重要战役、主要战场，都有他们在鼎力相助。“每个投入战斗的军各有其俄国顾问，有的师也是如此。……有的顾问实际上领导了进攻。”

    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民众的支援是北伐胜利进军的重要因素之一。北伐所经之处，民众充分表现了“人民真正爱护革命军”的热情和自身的“革命性”。北伐军进入湖北之前，中共湖北党组织已做好宣传、组织上的迎接准备。汉阳兵工厂工人还举行总罢工，拒绝为吴佩孚制造枪械。在江西，民众处处与孙军为难，“只给国民革命军种种便利”。安源煤矿的工人组织向导队、运输队、破坏队等，使北伐军迅速占领萍乡。北伐军进占杭州前，中共杭州地委组织铁路工人武装赶赴前线，并发动数千民工为北伐军运输弹药武器。

    共产党的政治工作也是北伐迅速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据不完全统计，在北伐军中担负政治工作的共产党员，到1926年12月已达到1500人左右，实际上领导了北伐军的全部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结果是使军队远离旧的军痞习气，纪律严明，英勇善战，成为一支富有战斗力的革命队伍。

    风生“海上”千林暗

    伴随着北伐战争的凯歌行进，古老的中国大地掀起了排山倒海、气势磅礴的工农大革命。

    北伐军所到之处，推翻了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革命群众运动以前所未有的声势发展起来。

    工人阶级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组织起来。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00万人增至200万人。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增速尤其迅猛。在许多地区，工人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纠察队。1927年1月，汉口、九江工人群众在李立三、刘少奇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同英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先后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上海工人阶级为配合北伐，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3月21日的第三次起义，先是由上海市总工会发布总罢工令，参加罢工的达80多万人；接着在起义总指挥周恩来及罗亦农、赵世炎的直接领导下，向驻在上海的反动军阀展开了猛烈的进攻，经过30小时的激战，打败反动军阀的武装部队，解放了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在上海的长期统治。中国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与革命精神，表明工人阶级能够担负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

    农民运动也在大半个中国蓬勃兴起，矛头直指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以及封建宗法。到1927年6月，全国已有201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人员发展到1000多万。特别是由于毛泽东在湖南农村进行的深入广泛的革命活动，湖南的农民运动更是高潮迭起、波澜壮阔，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在这里，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真正实行“一切权力归农会”，对农村的封建势力进行了一次空前的扫荡与冲击。与此同时，还组织建立了农民武装，仅梭镖队各县就达数万人，把一些地区的地主政权打得落花流水。

    工农运动掀起的巨浪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缘。据不完全统计，1926年9月，中共党员人数为13281人，到1927年4月党的五大召开，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党员人数已增至57967人。像罗荣桓、徐向前、粟裕等这些后来党的领导人，都是在这段时间入党的。

    然而，工农运动的波翻浪涌和共产党的迅速强大，引发了国民革命联合战线内隐伏的危机。

    孙中山创建和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原本就是一个“山头”众多、政见混杂的政治组织，各色人物怀揣各自目的聚集到孙中山竖起的革命大旗之下。孙一去世，国民党内部马上就纷争四起，几乎每一项政令的推出，都是权力角逐的结果，诸如北伐的计划、总司令的人选、国民政府的搬迁等等。就对待工农运动以及共产党的态度问题上，国民党内也有针锋相对的左、右两派。

    左派以廖仲恺、宋庆龄、汪精卫、杨虎城等为代表，主张与共产党合作，奉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右派以邹鲁、谢持、戴季陶等为代表，他们曾经在孙中山去世不久即1925年11月，在北京西山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公开分裂国民党，所以，也称“西山会议派”。右派的主要要求是从国民党内清除共产党，驱逐苏俄顾问。

    自称孙中山衣钵承继者的蒋介石，在北伐之前及初期，其面目都是模糊不清的。出于争夺最高权力的目的，蒋至少是反对右派的。因为与这些右派人物相比，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资格仅是“小字辈”。为摆脱右派的操纵和排挤，蒋自然要联合左派，同时利用共产党和工农革命的力量为自己加码。这一步棋以蒋的全胜告终：“西山会议派”的头面人物邹、谢都被开除出党；戴被告诫悔过。但是，在1926年3月，蒋突然发动了一场“中山舰事件”，令世人惊愕不已。当时，蒋借口中山舰异动，认定是共产党联手国民党内他的竞争者，要将他劫持。为了反击，不得不下令逮捕舰长、共产党员李之龙，又将全体共产党员逐出国民革命第一军。同时，解聘了季山嘉等几位苏俄顾问。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公开反共。为了维持革命联合战线，当时的中共中央甚至包括共产国际都采取了迁就退让、息事宁人的态度。到北伐战争发动前夕，蒋再次以欢迎共产党和工农群众的姿态出现在各个动员会上，甚至宣布欢迎共产党员重回第一军。

    蒋介石到底意下如何？后来的事实表明，蒋在本质上是极其反感共产党及工农革命的。早在1923年带团去苏联考察时，蒋就对苏联和共产党表示不信任。他给孙中山的报告中表示出自己的意向，孙批评他“顾虑过甚”，此后蒋不得不有所收敛。孙去世后，蒋以孙未竟事业的被托付者自居，再加自己地位不稳，对手林立，一时不敢对孙的“联共”政策轻举妄动。更何况北伐初期，亟须苏联、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对战争的支援。蒋曾坦言：“我所抱打倒共产党主张，在广州即欲实行，不是今日始有此决心，惟在广州苦于说不出口，又恐势力不敌，致国民党亡于我蒋某之手，故忍痛至今。”随着北伐进军的节节胜利，蒋的个人权力逐步稳固，胜券在握之后，蒋的真面目才一点点暴露出来。

    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及中国国内各反动阶级眼看北洋军阀大厦将倾，工农革命风起云涌，“乱世”之中，急于寻找新的代理人来保护他们的利益。他们发现蒋介石是“唯一有武力进攻激进分子（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的人物”，所以纷纷向他扬起了“橄榄枝”。

    1926年11月，国民军攻下南昌。9日，蒋在南昌成立总司令部，已决心实行清党反共。为此，他招来了戴季陶、吴铁城、黄郛等一大批国民党右派分子，为他出谋划策。同一时间，各个帝国主义的代表以及各派政客，也相继麇集南昌，与蒋讨价还价，谈起了“生意”。就这样，一个以蒋为中心的反动核心形成了。

    1927年1月，蒋等人冒雪登上庐山，密谋数日后作出如下决定：第一，必须明示“离俄清党”政策，以安定人心；第二，北伐军要“底定东南，联系绅商”；第三，在外交上要“弃俄联日”；第四，在军事上要联合阎锡山和冯玉祥。

    2月21日，蒋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纪念周的演讲中声称：“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显然为其今后的“反目”制造舆论。紧随其后，在江西的赣州、南昌、九江以及安徽的安庆均发生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屠杀，工会、农协被捣毁的恶性事件。

    3月26日，国民革命军进驻上海。蒋介石认为时机完全成熟了，公开投入了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怀抱。他通过报界宣布：“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租界问题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并保证“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帝国主义则鼓动蒋介石“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同时，蒋介石向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表示，在劳资问题上，“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大资产阶级马上答应在财政上给他以全力支持，并立即为蒋提供300万元资助。上海青洪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了秘密的中华共进会和公开的上海工界联合会，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打手，蒋介石为他们提供经费、武器，并派心腹将他们编成队伍。

    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加紧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首先将不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开或“处理解决”，而调集其嫡系部队及新近投靠过来的军阀部队接防沪宁地区。从3月底开始，蒋介石连日召集秘密会议，策划“清党反共”。3月28日，吴稚晖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会上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提出对共产党“应行纠察”。随后，吴稚晖致函国民党中央监委，声称共产党“逆谋昭著，举凡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委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4月2日，蒋介石邀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宗仁、古应芬、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等开会，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检举共产分子文》，要求对共产党作“非常紧急处置”。

    4月5日，蒋介石发布总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4月8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该会将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以取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4月9日，蒋介石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并成立淞沪戒严司令部。

    与磨刀霍霍的蒋介石形成强烈的反差，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听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不赞成与蒋决裂的主张，表现出严重的右倾麻痹。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于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是有警惕的，也采取过坚决的态度。但是，在蒋到达上海后，中共的政策反而发生变化。3月28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宣读了陈独秀关于“要缓和反蒋”的来信后，上海的反蒋斗争开始放松。

    敌为刀俎，我为鱼肉，一场在中共历史上值得永远铭记的悲剧即将上演。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附近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做好准备的青洪帮流氓打手，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冒充工人，从租界内分头冲出，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14处工人纠察队发起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正在激战之时，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1700多支枪被缴，300多名纠察队员被打死打伤。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10万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长达1公里的游行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出现，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尸横遍地、血光冲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共产党领导人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牺牲。

    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反革命阴风愈刮愈烈，大半个中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下。

    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7天当中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进步团体200多个，优秀共产党员萧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从容就义。中共北方区委遭到严重破坏，被迫停止工作。

    5月9日，驻四川东部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军军长杨森发出反共、讨伐武汉通电，并悍然占领宜昌，屠杀工农群众；13日，驻扎宜昌的第十四独立师夏斗寅叛变，与杨森配合，通电联蒋反共，攻击武汉政府。当地的土豪劣绅乘机反攻倒算，一个月内，杀死农民群众四五千人；21日，原从军阀改编过来的许克祥部在长沙发动叛乱，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100多人，造成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反革命政变猖獗，留在武汉国民政府中的一些上层人物惊恐万状、纷纷逃离。

    一向以国民党左派面目示人的汪精卫，在利用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捞足了个人资本之后，加紧了右转反共的步伐。这期间，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代表共产国际、联共（布）的鲍罗廷等人，依然对汪的革命性心存幻想，并企图以妥协让步拉住汪。事实证明，步步退让不仅使中共丧失了反抗的时机，而且助长的汪精卫集团的反革命气焰。7月15日，汪精卫全面“倒戈”，召开“分共”会议，彻底同共产党决裂，正式投入蒋的反动阵营。随后，汪精卫集团加入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开杀戒的暴行，“宁肯错杀三千，不可使一人漏网”，武汉立即陷于血雨腥风之中。至此，这首由国共合作奏响的威武雄壮、气吞山河的大革命交响曲，画上了终止符号。

    由于蒋、汪对革命的背叛，从1927年到1928年上半年，成千上万的中国共产党优秀干部，群众运动的领袖，共青团员，革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倒在血泊中。据党的六大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31万人遭到反革命屠杀，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在极其险恶的局势下，共产党内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思想混乱，一些不坚定分子悲观动摇，相继离党而去，有些甚至公开向敌人忏悔，卖党求荣。据1927年11月统计，共产党员人数从革命高潮时的近6万，骤然减少到1万多人。但是，真正的革命者却在风雨中巍然挺立，坚贞不屈、不折不挠，继续追求革命真理。一些志向远大的进步人士，如贺龙、叶剑英、彭德怀、徐特立等，就在这种危难时刻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黑暗是暂时的，乌云终究遮不住太阳。

    思考题：

    1.中国共产党早期是如何领导工人运动的？

    2.孙中山为什么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3.北伐战争为什么能够迅速取胜？

    4.中国共产党可以从大革命失败中获得哪些教训？

    课间休息：

    “中山舰事件”之谜

    发生在1926年3月的“中山舰事件”，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谜。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专家发现，“中山舰事件”并非由蒋介石一手策划，它的发生有其偶然性的一面。

    3月18日下午，由上海开往广州的商轮被劫，停泊于黄浦江上游。该轮向黄埔军校求救，要求派卫兵及巡舰前往保护。这一偶发事件正中国民党右翼分子的下怀。当时，国民党右派不能容忍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苏联顾问影响的增强，极想制造事端拆散广州的革命联盟。

    于是，以广州的孙文主义学会骨干欧阳格、王伯龄等人为主谋，一面诱使共产党人李之龙控制的中山舰出动，一面则密告蒋介石，说海军李之龙有异动，已出动中山舰要逮捕校长，夺取军火。此时的蒋虽因依靠苏联供应军械而仍然主张联俄，对共产党也时而表现出愿意合作的姿态，但在内心里，却早已滋生出强烈的不满，所以，正和“左倾”的汪精卫以及苏联顾问矛盾重重。得此消息，蒋惊怒交加，作出了后来众所周知的过激反应。

    其实，据陈立夫在《成败之鉴》一书中的回忆，蒋得到这个消息的最初反应是整顿行装，准备离开广州，一走了之。就在蒋、陈驱车到达码头之前数分钟，陈立夫突然对蒋说：“校长，为什么我们一定得走？军事权在校长掌握之中，为什么我们不干一下？”这提问正是蒋介石犹豫不决之事，他听后似有所悟，马上吩咐司机开回寓所。3月20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幕。

    后在审讯李之龙过程中，欧阳格、王柏龄等同谋陷害彻底败露。蒋将他们免职，并扣押虎门。4月14日，李之龙获释。

    此事原委本应水落石出，但由于陈独秀、张国焘等认为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拒绝给他恢复中国共产党党籍，致使李在1928年2月10日，在广州红花岗（今烈士陵园）英勇就义时，都还不是共产党员。